台灣歌謠研究：文獻日據初期

日本帝國在 1895 年領台，進占台灣即遭逢義不帝倭的台灣同胞此起彼落反抗，台灣一度宣告獨立，成立「台灣民主國」，但不久在日軍壓境下，快速崩解；東亞地區以「民主」立國，始自此時，難怪有心人編寫歌謠傳唱，不過「抗日」過程，自是道聽塗說，不合史實，但視為民間文學史料，確是可資參考。日人軍事倥傯之餘，不忘「入」境問俗，採風擷俗的目的，不外是「治台要先知民情」。

1900 年夏，台灣總督府暨法院官員組織「台灣慣習研討會」，翌年並刊行《台灣慣習記事》雜誌，「凡衣食住行的瑣碎習俗，莫不收錄」，自然也有「俗歌」搜集，不過可以說微不足道，僅只在第二卷第七號（1902 年出版）有署名「採訪生」，記錄「台灣歸日本領有前後台北附近流行之歌謠」。據作者表示：「我軍（註：即日軍）入台灣之時，台人深憂軍夫軍兵闖入民家，各地摘茶之際，男女老幼不知文字者，亦傳誦之。」這兩首「俗歌」是反日歌謠（黃得時在 1950 年 12 月出版之《台灣文化》第六卷三、四期合刊認為是三首，而第一首「基隆嶺頂做照墩……著刣番頭來賞銀」，黃教授認係描寫「西仔反」，亦即「中法戰爭」），因係資料蒐集，故亦不忌諱，難怪採訪生強調：「沒有什麼旨味，卻可以想像當時民情的想法是怎麼樣。」

台灣歌謠望春風：狗標勝利 爭奪寶座

1934 年 8 月，「台灣新音樂」史上有一件大事，旅日「台灣同鄉會」在楊肇嘉的建議下，舉辦一次深具意義的文化活動──「暑期返鄉鄉土訪問音樂會」，這是台籍音樂家史無前例的第一次合作巡迴演出，由《臺灣新民報》擔任後援，分赴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彰化、嘉義、台南、高雄七個地方，林林總總的西洋樂器和西方聲樂的美感，讓人於流行歌曲之外，更體認「台灣新音樂」紮根的重要性。

1935 年，板橋林本源家族企業之一的日星商事會社特約代理了日本「勝利蓄音器株式會社」在台業務；「勝利」的商標係以一隻狗蹲在留聲機（電唱機）旁，側著頭聆聽音樂（美國 RCA 公司商標），因之時人稱為「狗標」。「勝利」有意與「古倫美亞」一爭長短，因此也投入了台灣流行歌曲的製作。

台灣歌謠望春風：曲盤創作 寫情寫實

陳君玉轉到博友樂唱片後，製作了李臨秋詞〈人道〉，陳君玉詞〈風動石〉、〈心雨岸〉，郭博容詞〈籠中鳥〉，蔡德音詞〈相思夢〉……等，作曲都由邱再福一人包辦；邱再福和鄧雨賢一樣是桃園客籍音樂家，他受過學院音樂教育。〈人道〉也是電影宣傳曲，和兩年前的〈桃花泣血記〉一樣的受歡迎；鄧雨賢、蘇桐、王雲峰、邱再福因之成了當代作曲的「四大金剛」。

台灣歌謠望春風：古倫美亞 領先歌壇

古倫美亞唱片在此開拓期間，雖然每月都有新歌灌片，如〈青春怨〉、〈離君思想〉、〈毛斷（摩登）相褒〉、〈老青春〉……等等，無奈市場反應不佳，成績平平，野正次郎認為此與人才不濟，不無關連。

第二年（1933 年），古倫美亞唱片負責人野正次郎即決心發掘人才，他禮聘陳君玉負責文藝部。陳君玉是當代推展台灣新文學運動十分活躍的人物，在他籌策下，延攬的人物都是一時之選；首先他從文聲唱片將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的鄧雨賢挖角過來，鄧雨賢曾任「日新公學校」音樂老師，之前他在文聲唱片以一曲〈大稻埕行進曲〉（日文歌詞），引人注目；又說服唸過台灣神學院、離開牧師神職的姚讚福，兩人一起擔任專屬作曲與訓練歌手演唱；打得一手好揚琴的民間樂人蘇桐也續留公司效命。

作詞方面，古倫美亞在陳君玉布局下也是人才濟濟，除了李臨秋、陳君玉外，還有林清月、周添旺、吳得貴、周若夢、蔡德音、廖文瀾（漢臣）等人。歌手則除了歌仔戲出身以主唱〈桃花泣血記〉、〈倡門賢母〉、〈懺悔〉而名滿全島的純純小姐（本名劉清香）、台南第三公學校的音樂老師、具聲樂基礎的林氏好、唱「京劇」（平劇）的桃園籍青春美之外，還有愛愛（簡月娥）、林月珠、王福等人，都予羅致。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在將多糧足的優厚條件下，終於為台語流行歌曲打開一條新路。

由於台灣當時並沒有錄音設備，因此灌錄這些七十八轉、賽璐珞質的唱片錄音工作，都必須率團從基隆搭船到東京的古倫美亞本公司製作，才能完成，過程艱辛可知，投資也十分可觀。

台灣歌謠望春風：中國影戲台灣曲盤

〈雪梅思君〉和〈紅鶯之鳴〉，並不是台灣人的創作歌曲，只好將其稱之為台語流行歌曲的前奏了！

還需一提的是此時已有日本演歌入侵台灣，日本流行歌曲大師古賀政男的〈燒酒是淚，也是吐氣〉也有唱片上市。

1931 年，上海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所出品，由阮玲玉、金燄主演的一部影片──「桃花泣血記」，翌年（1932 年）輸台放映，電影業者為招徠觀眾，想出了製作宣傳歌曲的促銷手法，於是敦聘大稻埕的名「辯士」（電影解說人）詹天馬與王雲峰合作，寫宣傳歌。

「辯士」是電影劇情的解說員，那個年代電影是「默片」──黑白片兼無聲，因之設有「辯士」，仗著一張嘴幫助觀眾理解劇情。

台灣歌謠望春風：小我歌聲應運響起

台語流行歌的「發源地」──台北市，1932年的人口統計數字，僅只有281,852人，男性占51%，女性為49%；而殖民政府的「島都」，二十八萬的「台北市人」，並非都是台灣人，台北市「本島人」（台灣人）的確實數字為190,377人，其他則為日本人、高麗（朝鮮）人和華僑（中國人）。

十九萬當時台北市的台灣人，咿呀學語的孩童不在少數，何況也有睥視「唸歌唱曲」的人，因此台語流行歌曲開始傳唱時的人數，可以說是區區少數，然而歌聲竟然能延續至今，「聲聲」不息，成了今日二千萬餘台灣居民耳熟能詳的歌曲，自然有令我們進一步探討的意義！

整理歌謠在民俗學上的意義：《先發部隊》與台灣歌謠創作

台北一群愛好文藝的年輕人組織「臺灣文藝協會」，並於 1934 年發行《先發部隊》（意即「先鋒隊伍」）雜誌，全部中文，後因日本統治當局干涉，次年改稱《第一線》，以中、日文並列；兩期都明確地揭櫫出主題：《先發部隊》是「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討」；《第一線》是「民間文學的認識」；《先發部隊》刊載有陳君玉的〈台灣歌謠的展望〉以及廖毓文的〈新歌的創作要明白時代的課題〉；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台語流行歌曲正趨於「圓熟時期」，古倫美亞（哥倫比亞）、泰平、博友樂等唱片公司大力灌片發售，而「臺灣文藝協會」成員如廖毓文、黃得時、陳君玉、趙櫪馬、蔡德音等人，也涉足創作流行歌曲的歌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