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歌謠思想起：三○年代小我心聲

1930年代的台灣流行歌曲是承續1920年代與非武裝抗日運動息息相關的社會運動歌曲的另一波聲浪。

11932年，「中國影戲，台灣曲盤」帶動風潮後，很快地就掀起澎湃洶湧的日據時代流行歌曲運動，大量出片，街頭巷尾，城鎮鄉野，歌聲處處可聞，留在歷史軌跡的紀錄並不算長，然而經過了代代的傳唱，許多「老歌」的旋律縈迴在我們耳際，可以說和台灣人的「血脈之流，同其節拍、同其旋律」，成為動人心絃的心聲：此種現象，絕非時尚使然，更非「流行」所能解釋。

「走出流行，進入歷史。」這些禁得起時間與空間考驗的日據時代台語流行歌曲，創作時間的時代意義與社會背景，自有其正面文化意義，相信關懷「土滋味，泥氣息」的人必會以嚴謹的態度，來探討、研究此問題。

打造「台灣第一首流行歌」的古倫美亞唱片

歷史學家將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灣，劃分為三個時期：

第一期：綏撫政策時期（1895年割台至1918/19年）

第二期：同化政策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（1919至1936/37年）

第三期：皇民化時期（1937年至1945年）

日據時代的台語流行歌曲，從1932年台灣古倫美亞唱片首創先聲，一直到1939年東亞（後改名「帝蓄」）唱片歇業，漸趨沉寂，正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第二期的後幾年和第三期的前數年；從這個階段來審視當代台灣的人口結構，會發現有了明顯的異動。民族意識強烈，堅持不接受東洋文化，也不願內渡回唐山的「前清」遺老，已經逐漸凋零，而本地出生，由統治當局─台灣總督府發給「出生紙」（出生證明）的新生代，他們成長於日式教育制度下，接受平假名、片假名的基礎教學，和文甚於漢文，這些當代年輕人，正睜開惺忪的雙眼，看到了世界的新思潮：他們身受當時風起雲湧的「文化啟蒙運動」、「社會政治運動」、「新文學運動」所影響，對統治階級的頤指氣使，頗為反感，雖欲掙脫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經濟上的束縛，但是，卻只能眼睜睜看見「非武裝抗日」一波又一波的民

族運動被剷除、被迫害，在「形勢比人強」下，終日徬徨，苦悶可知。

處於此種迷惘無助的情形下，描述兒女情長的流行歌曲會風靡一時，人人口耳相傳，心心相印，絕非偶然。

1920年代的「社會運動歌曲」，是民族歌聲，冠之以「大我歌謠」，實不為過。

反之，三○年代的流行歌曲，名為「小我歌謠」，雖非十分適切，然而也堪以喻之。

1931年（昭和六年）1月1日，《臺灣新民報》第三百四十五號上，文協會員黃周以「醒民」為筆名，發表了〈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〉，可以說是提倡「唱自己的歌」的最早文獻。

黃周以自己小時候傳唱母語歌謠的回憶，對當下小朋友大唱日本兒歌，深感憂心，因而提出了「整理歌謠」的呼籲，這個呼聲，得到全島廣泛的回響，於是，《臺灣新民報》也特闢專欄，刊登徵集的成果。

翌年（1932年），掀起台語流行歌運動，有此先行的整理傳統歌謠為前導，實為台灣歌謠史難得的契合。

1920、30年代的歌曲，詞曲的創作者，大都可考，少數為「集體創作」，多數仍屬具名發表，主唱人也有所紀錄，因此被歸納為「創作歌謠」，以別於「作者不可考」的傳統民謠或自然民謠。

二○年代末期，台灣唱片業，已在娛樂消費市場取得一席之地，發行有「台灣味」的曲盤，自是唱片業者費盡心思製作的方向。

根據紀錄，1929年有飛鷹唱片〈烏貓進行曲〉的所謂「流行歌」唱片發行，但其歌詞低俗，頗受當時文人所詬病，又未見「流行」，當然不能引領風騷。

三年後，詹天馬作詞、王雲峰譜曲的〈桃花泣血記〉始帶動流行，所以是台灣第一首流行的流行歌，謂之「台灣第一首流行歌」，並不為過！無可否認的，流行歌曲具有商業本質，台語流行歌曲也不例外，其傳播主要是隨著唱片的銷售網而流行。

〈桃花泣血記〉圓標

1930年代初，一般民眾對西洋音樂大都茫然無知，能欣賞南、北管音樂或聽懂「正音」（京劇）的民眾，畢竟也是少數；而民間戲曲的「主流」──歌仔戲，又為智識份子視為低俗，於是在不甘願盲從唱日本歌曲的多種情緒推波助瀾之下，使得台灣流行歌曲臻於盛況；況且，都會區擁有電唱機的戶數，也日益增加。

 1931年（昭和六年）1月1日，《臺灣新民報》第三百四十五號上，文協會員黃周以「醒民」為筆名，發表了〈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〉，可以說是提倡「唱自己的歌」的最早文獻。

黃周以自己小時候傳唱母語歌謠的回憶，對當下小朋友大唱日本兒歌，深感憂心，因而提出了「整理歌謠」的呼籲，這個呼聲，得到全島廣泛的回響，於是，《臺灣新民報》也特闢專欄，刊登徵集的成果。

翌年（1932年），掀起台語流行歌運動，有此先行的整理傳統歌謠為前導，實為台灣歌謠史難得的契合。

來台演出的京劇班廣告

取自《台灣歌謠－我聽、我寫、我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