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0年代，台灣掀起非武裝抗日的民族運動熱潮，當代知識青年從事民主運動之餘，不忘呼籲「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」，然而本土根深柢固的陋俗野習，是難以剷除的，不過更使他們憂心戚戚的是生活習慣逐漸被日本人「同化」而不自知。
1931年1月1日，以「為擁護台灣人全體利益之言論機關」（見三百六十四號該報「餘錄」）為訴求的《台灣新民報》第三百四十五號刊載醒民（本名：黃周，彰化人）一篇文章：〈整理歌謠的一個提議〉，文章開頭即以「我的單純的動機」說明：「我記得在做小孩子的時候，由母親或由右鄰的小朋友們，在遊戲或在晚飯坐談的時間，學了不少的歌謠。
」然而，「唱自己的歌」的情景，消失了，聽到的只是小孩在唱日本兒歌，音義都不懂，簡直是鸚鵡式的：「咿啊」；於是他說明整理歌謠的目的：動機雖是非常單純，但是其實整理歌謠的意義卻很深重。
……而在如我們這樣的特殊情形之下的，是更有一層為日就廢傾的固有文化的保存上不可不作的目的。
黃周認為「歌謠是民俗學上一種重要的資料……可以供給研究民俗時候作很好的材料；其次在很多複雜的歌謠之中，當然是有不尠富有文藝的價值的佳品。
」他的提議，隨獲得「台灣新文學導師」賴和（筆名懶雲）和全島同好的支持；他們殷切的寄望：這種工作若得成功，或者可以使憂鬱成性的我們民族，引起了民族的詩的發展亦未可定了。
在異族統治下，說出這種愴惻中含著期望的心語，意義多麼深長！《台灣新民報》劍及履及，次號（三百四十六號）即開始開闢「歌謠──歌謠零拾」，和「鄉詩界」（古體詩）、「曙光」（新體詩）並列為副刊主要專欄。
「歌謠──歌謠零拾」徵稿的文案如下：字跡宜清楚，方言成語須加以解釋，歌辭文俗最貴其真，俗字俗語不必改用文言。
如地方方言有無音無字的，當以羅馬字或其他符號方法，註明其音及其意義，歌謠有音節的當附其音階。
廖漢臣曾論為：「自此而後，歌謠的搜集，進入另一階段，由無意識而變為有意識的文化工作，甚至掀起一番熱烈的台灣話文建設運動。
」誠哉斯言。
台灣話文運動由來有故；抗日文人連溫卿於1924年10月在《臺灣民報》二卷十九期發表〈言語之社會的性質〉，闡明語文和民族的關係，他說：「言語和民族的敵憾心是一樣的。
」他的觀點是：殖民地的語言政策就是以統治國的語文來蝕化被統治者的語文；因此，連溫卿又發表〈將來之台灣語〉，強調設法保存台灣語，並加以整理、改造的必要性。
越年，原籍板橋、留學北京的張我軍在《臺灣民報》五週年紀念號發表〈新文學運動的意義〉，他提出了兩句標語：「台話文學的建設，台灣語言的改造」，主張「改造台灣語言，以統一於中國國語」，張我軍認為台灣話有不少是有音無字，沒有文字可以表達，因此主張宜將台灣話改進為合理的、有文字的「中國的國語」。
連溫卿與張我軍分就「民族立場」和「文化立場」不同的立足點來表明拯救「台語」於不墜的關懷。
口口相傳台灣歌謠，「文字化」的記錄問題，免不得要有口舌之爭、文筆之辯了。
台灣歌謠－我聽、我寫、我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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